【欧洲时报特约记者景亚男巴黎报道】联合国气候大会正在巴黎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巴黎的旅法学子也在关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12月5日，应清华法国校友会和北外法国校友会邀请，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教授围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目标”，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与旅法学子和各界人士进行了交流。

何建坤教授作报告。（图片来源：欧洲时报特约记者景亚男 摄）

低碳减排，中国任务更重

何教授提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为：中国CO2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2020年单位GDP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储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

就减排任务上，何教授认为中国任务比发达国家更重。他解释道，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每年所需能源总量大致不变，因此只需要考虑如何利用科技手段降低碳排放。但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要快与发达国家，因此每年消耗的能源总量不断增长。当前，发展经济是中国的首要需求，“我们不仅要考虑如何降低现有的碳排放水平，还要考虑每年新增能源需求带来的碳排放，我们的任务更为艰巨”，何建坤教授讲到。

COP21，哪些问题需讨论？

何建坤教授说，联合国气候大会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拟定有法律约束力的共同协议：包含哪些约束力，对谁规定约束作用，怎样拟定全面平衡的约束措施。虽然各国对减排有很大的共识，但有很多忧郁的因素。“比如美国，即使奥巴马总统作出提案，但共和党成员占大部分的美国国会很有可能否决，多方限制因素使得法律约束的真正实施并不容易”，何教授解释道。

同时，COP21大会对于如何确定对不同国家带有区别的责任承担机制，讨论非常激烈。发展中国家生活着全球人口的绝大部分，并且需要 不断地发展来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大超过发达国家。但考虑到历史上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这一发展阶段，长达很多年的严重污染和CO2大量排放占到历史排放量的70%，必须要纳入他们需要承担的责任当中。所以此次巴黎气候大会，力争达成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协议，共同承担有区别的减排责任。

那么问题又来了，降低碳排放的资金技术从哪里来呢？自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发达国家始终对承诺的2020年以前每年1000亿支持资金含糊不清、闪烁其词，对于如何筹集这部分资金、怎样合理运用，更是缺乏具体实际的方案。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非常的担心，2020年以后该如何发展、如何减排。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技术发展都走在前面的发达国家，应该更多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的气候发展目标。

何建坤教授、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会长汪善进、北外法国校友会会长刘亚中及与会各界华人代表合影。（图片来源：欧洲时报特约记者景亚男 摄）

首都雾霾，中国减排众矢之的

作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北京的环境一直以来备受诟病。一到冬天，全市2100多万人烧煤取暖一下子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再加上汽车尾气的常年排放，使得空气中CO2及微小颗粒逐年增加，同时光化学作用产生的二次污染，又加重了北京的天气状况。

在讨论重大国际事件时的“北京蓝”现象时，何教授无奈地说，这样紧急情况的“杀手锏”是将北京所有的工业生产暂停，外地车辆不能进京，北京实行严格的限号，经济代价是巨大的，但是这样的措施只能应急，既不能经常使用，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环境污染的现实。降低炭排放，提高环境质量，还是要从根本的源头上减少污染开始。

会议最后，何教授表达了对此次气候大会的美好祝愿，他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能够共同努力，把环保产业发展起来，将节能减排落到实处。